中越边境地区苗族回归边民研究
—基于广西靖西市弄关屯的田野考察
周建新 侯曙光(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530006
摘要:中越边境地区的一些边民族群在历史上不断跨国迁徒，其迁徒过程包括离散和回归两个方面，其中，位于这一地区的部分苗族边民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定居下来的。从离散与回归的整个过程看，中国苗族边民的离散存在着多元化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地缘、血缘、族缘等条件，其回归的历程更显复杂，除了强大的政治推力外，还有祖居国政权或其他族群的拉力。同时，当其回归以后，其处境与世代定居边境地区的其他族群相比，又有自己的特殊性。
关性词:苗族;边民;离散;回归
弄关屯地处中国南部边境山区，位于靖西市龙邦镇西南，与越南高平省茶岭县交界，界于龙邦镇大莫村中越国界X20-X21号界碑之间，是靖西市唯一的苗族居住地。弄关屯有陶、熊、李、吴四个家族，皆为从越南迁来的苗族边民。截至2016年9月，弄关屯共有人口50户280人，约占靖西市总人口的0.04%，其中壮族人口占99%以上。
居住在弄关屯的苗族边民关于其祖先来源地的最深刻记忆是云南边境山区。其祖先从云南边境离散到越南河广、茶岭县北部边境交界的高山地区，之后又返回中国边境地区，居住于靖西或那坡边境。笔者认为，跨国离散的族群，由于各种原因，重新返回祖居国定居繁衍的，属于回归族群，满足这一条件的边境族群则属于回归边民。因此，弄关苗族是一个回归边民族群，其离散与回归的历程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一、苗族边民的离散
什么是离散?有学者定义离散(Diaspora)是“一种离乡背井、另建家园的生活适应”。m它曾经指代离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2]后来用“离散”一词描述“各种族群团体因为政治、文化、社会等等情形而被迫离开自己国家，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居住，在客居国采取种种方式保存族群文化，对家园故土始终心存‘回去’的念想。’，冈
笔者调查发现，弄关苗族的祖先来自云南麻栗坡县、富宁县边境一带.在清朝中晚期开始迁往越南河江省北部地区，因此，他们在历史上是一个跨国离散的边民族群。时至今日，当地人对祖先跨国离散的历史仍有清晰的记忆，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第一，清朝政府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跨国离散。这一点与詹姆斯·C.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针对赞米亚(Zomia)山地居民所得出的结论相似，“‘正常’的国家进程，如征税、劳役、战争和反叛、宗教异端和国家建设的生态后果导致了两种结果，一种是国家控制范围内臣民经常性的外逃，另外一种是短时间内大规模的突然外逃”，这种外逃要么从谷地逃到山区，要么从国家中心逃到边疆，又或者逃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
自秦汉至清末，历代中央王朝通过沉重的摇役对苗族群众进行经济剥削，又通过驻军对他们进行军事控制。这些举措激化了苗族群众与中央王朝之间的矛盾，他们为躲避沉重的剥削，从贵州一路向南，迁往云南边境山区，并南迁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有越南文献记载，苗族从中国西南地区迁徙到越南的原因之一就是“企图摆脱反抗后的屠杀”。清朝中后期，生活在云南文山地区的苗族人逐渐往中越边境的越南北部山区迁徙，由此形成了大规模的跨国离散群体。
第二，封建社会时期苗族与其他民族互动中的矛盾造成的跨国离散。清王朝“改土归流”，在文山苗族地区任用汉族、满族或其他民族流官，这些汉族或满族封建地主大肆剥削苗族民众，激起了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清人王起衔编修的《永绥厅志·卷二·建置》曾记载，苗族民众起义的起因“非由汉奸也，由汉官也……汉官之贪纵不取，有以激其变也”。同时，内地民众以征调、逃荒等多种形式进入苗族地区落户，在为当地带来劳动力和技术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手段侵占苗族土地，一些苗族群众成为他们的佃户，不断遭受盘剥。由此导致了弄关苗族祖先往越南离散的现象。
第三，弄关苗族祖先因自我生存需要而主动选择离散。首先，苗族历来从事游耕，擅迁徙，形成了稳定的游耕文化，正如清朝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中所云:“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这种游耕文化对其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其长期经历着离散与回归。其次，据当地人介绍，弄关苗族从贵州迁人广西隆林再进人云南边境，最后进人越南的一系列离散过程都是为寻求生存所需的食物，当地一直流传着祖先迁往越南寻找桃榔树为食的故事。
除了上述发生在清朝中晚期的离散外，20世纪20年代至1978年间，弄关苗族也存在部分跨国离散的情况，离散的动机也多种多样。据陶介介绍，20世纪初，约有100多户从越南迁来的苗族边民长期生活在龙邦镇大莫村、界邦村等边境山区。1925年至1929年，原湖南武卫军第三团连长韦高振弃军务农，后成为土匪头目，在靖西、那坡等县边界地区的深山老林中打家劫舍。韦高振活动于大莫村附近的弄叫、弄灯、弄铁等地。土匪大肆抢劫民众的粮食和牲畜，因此，居住在大莫村周围的苗族群众大量离散到越南。
1946年至1947年，日本帝国主义退出越南，而这一时期国共双方战争不断，越南局势相对稳定，因此，弄关苗族大量迁徙至越南，以寻求稳定的生活环境。当地村干介绍说，此时约有83户迁人越南，其中1947年就迁走66户。
1948年至1949年初，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正带领越南军民进行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据李CM介绍，这一时期，法国殖民政府同中国国民党当局关系友好，他们在大莫村那排屯建有军营，经常招大莫村周围的苗族和壮族民众去当法国兵，同胡志明领导的人民革命军作战。越法战争后，一些苗族士兵留在越南谅山，或乘坐法国飞机飞往法国、美国、老挝、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同时，当地也有部分苗族边民在法国军队撤出越南后进人越南生活。到1950年，弄关屯只剩下19户109人。
1950年至1958年，靖西政府在当地开展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据陶JY介绍，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些工作人员对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宜传贯彻不够，使得部分苗族群众对农业合作化制度的优越性还缺乏了解，只勉强参加了互助组和合作社。同时，集体经济体制实行的是记工分和按劳分配的方式，但苗族人多地少，人均分配的粮食少;而越南实行单干，土地多粮食足，因此，一些苗族群众迁到越南生活。1955年迁往越南的李WD、李MJ、李WS三户，1957年迁走的黄WD一户，都是想去越南单干才搬走的。这一时期，当地共有6户33人离散到越南。
1959年至1978年间，共有31户142人离散到越南。此时正值大鸣大放、“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地部分苗族群众受这些运动的影响而迁到越南。据当地人介绍，1958年，政府把所有苗族群众统一安置到弄关屯，当时的大莫生产大队将弄关苗族和其他壮族群众安排在同一个大队开展劳动，相互之间产生一些不和谐现象。同时，当地在1959年实行大鸣大放，也使弄关屯内部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导致当地一部分苗族群众迁去越南。当时在弄关苗寨中有两大宗派，一派以陶ZB、陶JL,陶JH,陶JC、陶JF为主要代表，另一派以陶WW,陶WX、李WB为主要代表。前一派揭发后一派的陶WW私带冲锋枪;后一派揭发前一派的陶ZB在解放前投靠法国攻打越南人民军，打死越南游击队干部等。之后，陶WW这一派的人就迁往越南了。这一时期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的高峰期，加上1959年至1961年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弄关苗族群众的贫困，很多人迁人越南。另外，当地也有害怕被错划为“右派”以及因在中国无亲属而迁到越南去投靠亲属的;也有因偷、骗名声不好而离散到越南的等等。1978年后，当地只剩下5户42人了，仅包括1户熊姓和4户陶姓。
二、苗族边民的回归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边民回归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弄关苗族祖先从中国边境离散到越南之后，并未永久停留在越南北部边境地区一个固定的聚落中生存，而是跟随着环境的变化继续迁徙。其中，一部分苗族跨越中越边界线，回归到中国边境地区生活。根据当地人提供的资料.弄关苗族的回归主要有两个时期。
第一个回归时期是1940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越南时期。弄关苗族自云南文山进人越南茶岭、河广县以后，一直生活到1940年左右。1940年后，日本军队在越南推行“三光”政策，屠杀苗族民众。弄关苗族为躲避屠杀，在中国国民党政府以及大莫村壮族民众的帮助下，迁回大莫村居住。这一时期约80多户苗族进人大莫村，其中熊姓是1940年进人的，陶姓是1942年进人的，其他年份也有相当数量的苗族人迁来。
据陶MX介绍，他们的祖先大约在越南萦衍两三代人后便回迁到中国边境地区了，从越南回归大莫村的苗族边民有李、黄、陶、熊等许多家族，分散居住在大莫村周围。此时，越南的动乱局势和大莫村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成为弄关苗族选择回归的主要原因。同时，据当地人口述，苗族从越南迁到大莫村的另一个原因是听说当地有能吃的枕榔树，而“龙邦”的壮语意思就是指“枕榔树的山弄”。因此，他们为摆脱战乱造成的饥荒，大t回归到龙邦边境山区。
第二个回归时期是1978年至1979年。这一时期，一部分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而离散到越南的苗族群众，在中国政府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政策号召下，陆续返回弄关屯。另外，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还击战时期，越南政府认为有些苗族群众不是越南人而是中国人，对其进行驱赶和屠杀，这些越南苗族边民为寻求安全的居住环境而被迫迁到弄关屯。其中，弄关屯有一个嫁给越南李姓苗族的陶姓妇女，被越南政府当作中国间谋进行驱赶。因此李姓在1979年回归弄关屯。另外，从弄关屯嫁给越南吴姓苗族的熊姓妇女也被当做间谍驱赶。当时吴姓在越南生活的一个屯，很多人都被越南政府杀害，剩余一部分人从越南回归那坡县百南乡，于1986年搬到弄关居住。
经过两个时期的回归后，弄关苗族边民的人口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从20世纪30-40年代的100多户，到抗日战争时期变为170多户，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变为80多户，“大跃进”时期变为8户，之后变为5户。1979年李姓迁人后变为6户，1986年吴姓迁人后变为12户。从1986年至今，弄关苗族发展为50户280人。当地人口不断迁徙流动，从最初的多个家族逐渐演变成目前稳定的陶、熊、李、吴四个家族。
三、苗族边民回归时的三个拉力
巴格内(D.J.Bagne)在研究人口流动的原因时提出了“推拉理论”，他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人国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和提供稳定的生存环境的因素就是拉力，流出国无法提供稳定的生存环境便是推力。将巴格内的理论延伸至边民离散与回归视角，则日本侵略和越南政府的驱赶屠杀是弄关苗族回归的推力，而大莫村稳定的生活环境是他们回归的拉力。
但是，一个苗族族群能够回归到一个壮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并不是偶然的或盲目的，必然存在一些有利于他们回归的条件。具体而言，他们之所以选择回归，除了与大莫村地缘相近的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在大莫村苗族群众、壮族群众和当地政府这三个群体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实现的。这三个因素是弄关苗族边民回归的重要拉力。
(一)苗族亲属的帮助
苗族历来十分重视血缘和族缘，哪里有苗族就往哪里搬。族群内部的互帮互助是其发展的基本力量，边民顺利回归同样离不开同一族群的帮助和支持。
陶、熊、李、吴四个家族都不是世居弄关的苗族，他们是在1940后从越南回归的边民。但在他们到来之前，当地已有苗族人居住，只是1940年之前进入当地的苗族在1945年后逐步离散到越南。20世纪40年代前，生活在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苗族经常往返于大莫村和越南边境地区，一些苗族边民进人龙邦镇大莫村附近的山弄开荒定居。这些先前定居大莫村的苗族人对当前陶、熊、李、吴四个家族的定居具有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从越南回归当地的苗族有100多户，很多都是在这些苗族群众的帮助下得以生存的。日本侵略越南时期，熊姓和陶姓的回归便是如此。
另外，1979年越南排华时，李姓和吴姓的回归同样是在弄关苗族亲属的帮助下实现的。据当地村干介绍，李CM的母亲是1960年左右从弄关屯嫁到越南茶岭县姑梅社的。1979年，越南特工将他家当作中国间谍进行驱赶，他们回归弄关屯主要是通过李CM母亲在当地的血缘关系促成的。李姓从越南回归后，陶姓分给他们一间住房和少f耕地，保证了他们在当地的生活需要。吴姓一部分人则在越南排华期间逃回那坡县百省乡，原先住在那里的苗族民众为他们分了土地。吴姓在那坡县生活长达五年，于1986年迁来弄关，当地苗族群众也为他们提供了粮食和工具。
由此可见，苗族有浓厚的族群认同观念，喜欢聚族而居。正因为如此，同样的血缘和族缘成为苗族边民回归的重要精神动力，并使他们形成了更加稳定的族群共同体。亲族的帮助是实现弄关苗族边民回归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二)壮族“老同”的接纳
在历史上，越南苗族边民同大莫村壮族边民长期往来，部分民众结成“打老同”。“打老同”在少数民族交往中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是年龄相同的非亲属之间建立的一种关系”。圈正是由于一部分苗族和壮族群众之间牢固的“打老同”关系，才使弄关苗族自越南回归时得到壮族群众的接纳，并在壮族群众帮助下发展壮大。
陶姓在进人大莫村之前，就与大莫村弄拉屯壮族群众结为“老同”。1942年，一个陶姓苗族的壮族“老同”李ZH介绍他们搬到大莫村居住。后来苗族陶WH的祖父通过和弄拉壮族张 FS的“打老同”关系，到大莫村寻求安定的生活，弄拉壮族群众使用牛拉马驮的方法白中越边界线接来六户苗族。/9)据当地人介绍，苗族刚从越南迁人大莫村时没有土地，壮族“老同”将白己耕种的一些土地分给他们耕种。
另外，一些苗族民众在回归以后，也同周围的壮族群众结为“老同”，不断加强与壮族群众的交流，以此拓展他们在壮族地区的生存空间，保证族群的稳定和发展。例如，李WH在1985年结交了一个壮族‘·老同”，当他家有红白喜事时，他的“老同”便会到来。笔者曾参加过李WH家的婚礼，他们迎接“老同”的礼仪很隆重，甚至比迎接自家亲属还要热闹，足见苗族对结交的壮族“老同”的重视。
总体而言，弄关苗族的壮族“老同”们对苗族寻找稳定的生存环境、结束长期离散的生活以及促进其社会经济文化的长远发展等具有很大作用。因此，弄关苗族的回归以及回归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壮族群众的帮助。
(三)政府的“推拉作用”
政府在苗族边民回归过程中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政治力量对其影响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即1940年日本侵略越南时期、1945年至1948年法国统治越南时期和1979年越南排华时期。这三个时期，日本、法国和越南充当了弄关苗族边民回归的推力，使越南茶岭、河广县北部边境地区的苗族边民大规模回归中国那坡和靖西边境地区。
笔者在前文谈到了20世纪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时造成的苗族回归中国的情况，“三光”政策是苗族边民大盈回归中国的根本原因。1945年至1948年法国占领越南时，一些和胡志明共同抗击法国殖民者的苗族群众被法国殖民者杀害，因此部分越南苗族在1947年前后迁到中国。1979年，越南进行排华活动，派特工屠杀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苗族边民，是促使李姓和吴姓回归的推力。
反之，在这三个时期内，中国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政府，为弄关苗族的回归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和保障，充当着苗族边民回归的重要拉力。1940年至1948年，中国国民党政府为弄关苗族边民的回归提供了有力支撑。弄关苗族自越南回归时，都是经过国民党政府同意之后才迁人大莫村居住的。据当地人介绍，在1942年，龙邦区国民党官员认为弄关苗族原本就是中国人，因此让他们迁回大莫村。国民党政府将他们集中安置起来，且不征收他们的粮食，并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开荒，使弄关苗族得以大量迁人当地定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恶霸的土地分给弄关苗族，使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1979年，李姓和吴姓两个家族被越南驱赶。李姓有一个弄关苗族亲属在靖西市民族局任职，经其帮助，龙邦政府同意他们迁人弄关屯。吴姓则在那坡县百省乡政府帮助下迁人百坎村旧里屯，并在1986年进人弄关屯。新中国政府为这些因排华而来的越南苗族边民分配土地，帮助他们建造房屋，给他们拨付安置费、扶贫款和联合国救济脱脂奶粉等，支持他们发展生产。
因此，苗族边民回归和发展的历程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支持。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允许，弄关苗族的回归将很难实现;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全力安置和帮助，他们回归后则难以过上稳定的生活。
四、苗族边民回归后的四种认同
弄关苗族从越南回归后，政府、社会以及苗族自身对其族群身份有着不同的见解。当地政府和部分群众对弄关苗族的身份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他们是靖西世居民族之一，二是认为他们是从越南迁来的难民。笔者则认为弄关苗族属于回归的苗族边民。弄关苗族自身则认为他们是从中国迁人越南后又返回的，因此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一)政府对苗族回归边民的两种认识
对于弄关苗族的身份，笔者根据靖西市民族局和档案局提供的资料以及所了解到的当地部分干部群众对他们的印象，将当地政府对苗族的看法分为两类。
1.陌生的世居民族
靖西市居住着壮、汉、苗、瑶、回、侗、毛南等11个民族。靖西市官方文献将壮、汉、苗、回4个民族视为当地世居民族。当地政府在介绍弄关苗寨时始终将其作为当地唯一世居的苗族聚居屯，然而对苗族的确切来源并没有太多说明。《靖西县志)对苗族来源的文字记载也仅有一百字左右，对苗族陶、熊、李、吴四个家族来源更缺乏具体的考证。
但是，由于靖西是一个壮族大市，当地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群众对弄关苗族一无所知，也缺乏准确的苗族人口数据。笔者曾于
2.归国难民
官方对弄关苗族的身份还有另一种解释，即认为他们是归国难民。靖西市档案局曾向笔者提供了一份1980年靖西县革委会《关于处理印支难民救济粮油结余问题的通知》，其中有一份归国难民名单，便将弄关屯13个陶姓苗族划为归国难民。《靖西县志》也将弄关苗族当成是1940前后和1979年从越南茶岭、河广县逃难而来的族群。
另外，笔者曾前往靖西市外侨办咨询过当地归侨的情况。“归侨”或者“归国难侨”的回归是按照一定程序登记过的，靖西市的归难侨一共分为两批进人，第一批是20世纪40年代日本侵略东南亚时期从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回归的侨民;第二批是1979年越南排华期间从越南回归的侨民。其中，有100多位归侨被安置在边界线附近地区，不再划为归侨，而是统一划为边民。
虽然弄关苗族的回归历程与当地所记录的归侨性质有些相似，但官方并没有将其列为归侨，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回归属于非法越境，并未经过官方登记。由于官方对弄关苗族的历史缺乏清晰地记载，因此，更多地采用“越南难民”或者“印支难民”指称弄关苗族。
(二)笔者对苗族回归边民的认识
总的来说，弄关苗族的迁徙历程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他们的祖籍在云南省麻栗坡县边境地区，二是他们迁人越南后生活在茶岭、河广交界的北部边境地区，三是他们回迁到中国后依旧生活在边境地区。因此，笔者认为弄关苗族属于回归边民族群。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常常论述的边民大多是世居在中国边境地区的族群。回归边民与之不同，虽属于边民范畴，但其指称的对象是从祖居国边境地区(通常在边境0-20公里范围内)离散到相邻国家边境地区定居一段时间之后(时间一般较长，通常可以是一年或者几年)，再迁回祖居国边境地区居住的族群。
回归边民既可以指通过合法途径回归的边民，也可以指非法回归的边民，也可以指称任何因素作用下，包括主动和被动回归的边民。因此，回归边民不同于归国难民，归国难民仅指非法移民，其地理范围也不仅仅包括边境地区。回归边民也不同于归难侨，归难侨大多指通过合法途径回归的华侨，所指个体或群体一定是出生在中国的。回归边民可以指称祖居地在中国边境地区的个体或族群，只需要求其有关于他或他们从中国离散到相邻他国边境地区的深刻历史记忆，而不必强调其本身是否出生在中国。不难看出，回归边民与归国难民或归难侨有一些重合之处，那些位于边界线0-20公里范围内的归国难民或归难侨也可以被认作回归边民。
回归边民有两个主要属性:第一是边民，第二是离散与回归的过程。笔者在前面对弄关苗族的迁徙历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他们的祖籍是中国云南文山边境地区，在清朝末期迁人越南生活约两三代人后分别于20世纪40年代和1979年回归中国边境地区。由此可见，弄关苗族正好符合这两个属性，因此，笔者认为，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使用“回归边民”更符合弄关苗族的身份特征。
(三)苗族回归边民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
弄关苗族回归边民族群十分看重血缘和族缘，所有家庭聚居一处，族群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稳固。传统的族内婚制及其他维系族群稳定的文化符号，如语言、服饰、芦笙等，将弄关苗族紧密凝聚在一起。例如，他们认为，会讲苗话、会吹芦笙的人一定是苗族。1958年，靖西实行人民公社化时，将原本分散在多个山弄同壮族群众杂居相处的苗族集中安置到弄关，使其同外界形成了明确的地域文化界线，也使他们在同越南苗族边民的跨国交往中更加积极主动和规模化。弄关苗族的交往对象以中国云南文山州、广西百色市那坡县等地区的苗族和越南北部苗族边民为主，可见他们族群认同惫识之强烈。
如果从边民离散与回归的理论视角分类，可以将弄关苗族分为两类:一种是回归边民族群，另一种是离散边民族群。根据弄关屯历史与现实人口来源，笔者已在前文阐述了回归边民的基本情况，而所谓的离散边民族群则是指那些因非法跨国婚姻而自越南嫁人弄关的苗族妇女。这两个群体有着各自不同的国家认同观念。
当地陶、熊、李、吴四个家族都是从中国云南迁到越南又回归到中国的，他们对自身离散与回归的路线和时间记忆深刻。他们的国家认同也十分清楚，始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在同外界进行文化交流时总不忘记谈论祖先从云南迁徙越南的历史。他们认为生活在越南的苗族，80%以上都是从中国迁徙过去的。另外，据陶HB介绍，当他们还生活在越南时，法国殖民者为其颁发的土地证是用汉字书写的。基于这两个原因，弄关苗族回归边民族群在离散与回归的过程中始终认同中国。
但对于作为离散族群的越南苗族妇女们来说，她们既没有越南国籍也没有中国国籍，国家认同意识较为模糊。在2000年之前，当地政府给嫁来的越南妇女都登记了中国户口，并给她们发放了身份证;200()年之后嫁人当地的越南妇女则都没有户口。这些取得中国户口的越南妇女从一个越南人转变为中国人，国家认同也产生相应的变化。无户口的越南妇女既失去了越南国籍，也未取得中国国籍，她们深知自己是越南人，但又为越南取消她们的户口感到迷茫，同时又因没有中国户口无可奈何;她们的许多自由权利受到限制，因此，她们的国家认同有时模糊不定。
2014年以后，当地政府重新清查弄关苗族户口，取消了所有嫁入当地的越南苗族妇女的户口。这一举措使得那些曾经取得中国户口的越南妇女逐步建立起来的牢固的国家认同意识开始发生动摇。特别是对那些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生活在当地的越南妇女来说，她们骨子里原本沉淀的中国认同意识，在户口失去的一刹那逐渐变得困惑起来。
(四)他者对苗族回归边民的认同
族群之间相互认同的强弱程度往往取决于族群之间的交往程度，当相互接触较少时对某一方可能会存在片面的认识，随着了解程度的加深，对某一方的认识才更加全面准确。例如，由于地理单元的分割、苗族与当地壮族人口数t差距大以及当地相对落后的经济条件等，使弄关苗族在靖西市长期处于较为边缘化的境地，当地许多群众和干部对弄关苗族知之甚少，一些人对弄关苗族的印象始终是贫困落后。笔者曾跟一位靖西壮族司机前往弄关苗寨，在路上，司机向笔者介绍了他对弄关苗族的看法，他对弄关苗族的印象是“会下蛊，对人野蛮，遇有矛盾就开枪打人，喜欢偷抢壮族的玉米和水稻，占用壮族的田地”，等等。到目前为止，很多人对弄关苗族的看法仍旧还停留在传统的刻板印象中，他们所知道的还是那些民族志书籍中介绍的古代苗族的状况，认为苗族生活贫穷、教育滞后等等。
在现代化进程中，弄关苗族依靠自身努力和外界各种力量的推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获得较大进步。他们积极主动地加强对外交流，使外界对他们的认识更加深人和全面，改变了壮族群众对他们的传统偏见，并逐步走出去获得更多人的赞赏。弄关苗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通婚人数也逐渐增多，并出现外族内嫁的现象。
五、问题与反思
弄关苗族回归边民的离散与回归历程与其浓厚的族群文化认同、相近的地缘、传统游耕文化、生计所需以及各种政治因素等有着密切关系，是多种因素“推拉”的结果，也是他们基于现实环境和心理认同等的选择过程。笔者调查发现，影响弄关苗族踏上离散与回归之路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原因，其次则是为了摆脱饥荒，第三是其传统游耕文化作用的结果。例如，他们生活在云南文山时因遭到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压迫而走上离散之路。20世纪40年代，他们因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抢掠而回归中国。1979年，一些苗族边民则因遭到越南政府的排斥和驱赶而再次踏上回归之路。而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各民族群众的帮扶与安置则是弄关苗族能够顺利回归和获得较大发展的最重要原因。又如，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部分弄关苗族群众的离散则与当时发生的自然灾害等造成的饥荒有很大关系。另外，弄关苗族在历史时期形成的游耕文化是与其落后的经济生产水平相伴而生的。在封建社会时期，弄关苗族长期居住在土壤贫瘩的山区，自然环境恶劣，他们只能选择迁徙游耕，以谋求生存，其离散与回归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便缘此而生。但总体而言，“这种因自然环境恶劣和生产方式落后，以及刀耕火种农业生产给收获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和局限性，只是苗族耕作流动性的直接原因”，阅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和殖民者不断推行的压迫政策是导致弄关苗族游耕迁徙的根本原因。同时，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对弄关苗族边民实施的较好的安里政策则是结束其长期离散迁徙的根本原因。
鉴于上述针对中越边境地区苗族回归边民回归后的“四种认同”的探讨，笔者认为，弄关苗族回归边民的身份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具体而言，由于其长期离散，从而导致其在故国的原有国民身份认同削弱，其他族群对其认同也显得陌生。尽管作为回归边民的弄关苗族有着深刻的关于祖居国的历史记忆，并有着较稳定的中国认同自信，但回归又带给他们诸多困扰，如故国身份难以得到国家或其他族群的认同，只将其作相邻边境他国的离散边民族群对待，从而使其处在较为边缘化的位里。
弄关苗族回归边民的边缘化地位，主要体现在物质和心理两个层面。物质层面的边缘化主要指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其他族群而言比较落后。心理层面的边缘化主要表现在与其他族群力量的对比上，具体而言，对于靖西市唯一的苗族族群而言，其人口数量远低于壮族，因此常常被忽视，不仅其他民族的群众对其知之甚少，甚至部分政府工作者对其也缺乏深人的了解。这样的结果往往造成其他族群对其的误解，以及使其在心理上对自我缺乏自信，对其他族群或官方缺乏信任等。
与弄关苗族回归边民在物质和心理上所处的边缘化地位相类，中越边境其他地区苗族回归边民以及其他回归边民族群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他们回归后所面临的模糊的认同问题和困难的现实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边缘化”形容，如何解决他们的现实处境，满足其物质和心理的合理诉求，依旧是摆在宫方和社会群体面前的紧迫任务。
目前，人类学、民族学界关于族群离散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特别是关于跨国移民、华人华侨等方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在关于族群回归的研究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从对中越边境苗族回归边民的一个个案的研究中可以窥探到回归族群的诸多困境，因此，加强对回归边民的研究既是官方完善边疆治理的紧迫任务，也是学术界补充这一研究领域重要文献资料的重大责任。
当前，有学者提出了“边疆中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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