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海外的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

黎昕 赵妍妍

朱子学自12世纪创建以来，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而且还不断外渡，先后风靡韩国、日本，逐渐成为东亚世界的主流思想。虽然朱子学自16世纪末17世纪初传入欧洲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能作为一门独立学说获得长足发展 [1] ，在北美更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沉寂期，却最终在当代（尤其是20世纪中期之后）经由中西学者的不懈努力而最终获得了应有的关注。

本文关注的是当代海外朱子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即20世纪以来中国（包括港台）以外地区的学者对朱子的思想、著作、实践活动等方面加以研究的方法问题。尤以日本和北美这两处朱子学研究重镇为要，同时论及当代欧洲的朱子学。虽然朝鲜和韩国也是深受朱子学影响的地区，但由于朱子学传入朝韩半岛后逐渐发展出具有朝鲜民族特色的朱子学派，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朝韩朱子学大儒李退溪、成牛溪、奇高峰、李栗谷等——而不是朱子本人——的思想和著作，加之囿于篇幅，笔者暂于此文中略去对朝韩朱子学方法论的讨论。

管见所及，以往介绍当代海外朱子学研究的综述性文章基本上都关注一阶（first-order）研究的成果，即，基本上都以综述当代学者对朱子思想及实践活动的研究状况为目标，而极少涉及二阶（second-order）研究，即，基本上不关注当代学者在进行朱子学的一阶研究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问题 [2] 。当然，朱子学方法论的这一研究缺憾并不表明方法论问题是无足轻重的，相反，对于任何一个理论学科而言，研究方法的完善和创新都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甚至决定着该学科的发展前景，在这个意义上，关注方法论问题对于未来朱子学研究的走向和突破性成果的取得具有重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有鉴于此，对当代海外朱子学的研究方法予以总结、分析和评价，就成为一种必要。

对“研究方法”问题的探讨，无疑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方法的方法”问题，即，如何确定某种方法对研究方法进行分类以方便对研究方法的讨论。具体说来，这一问题涉及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按照什么标准对研究方法进行分类？是按照研究时段分类、按照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分类、按照研究地区分类、还是按照研究著作的研究方法分类？其二，在特定的标准下，如何避免重复分类的情况？相较之下，我们认为按照研究著作分类所可能面临的质疑相对小于按照研究地区或按照研究者分类所面临的问题。按照研究著作进行分类的优势在于，每一本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一般只有一个，依照每本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将各个著作分门别类，可以较好地避免按研究者和研究地区分类时可能造成的难于判定所属类别的情况和重复分类的情况。所谓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指在一本著作中最为核心的、让其它方法为之服务的方法。以日本学者后藤俊瑞的著作《朱子的伦理思想：续朱子的实践哲学》为例。后藤在书中对“存养”、“忠恕”等概念在朱子伦理思想中的作用做了义理分析，并辅以对这些概念的考证疏解。由此，义理分析方法是这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在本文中以研究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为主要依据，适当参以研究时段、研究地区、研究者的分类方法，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论著（包括论文）为例，对当代海外朱子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类讨论。又，文中所引英文，均为笔者译；所引欧洲论著及日文论著的原版书名、翻译及简介，分别参照了陈荣捷的文章“The Study of Chu Hsi in the West”（《朱子学在西方》）和石立善的文章《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

（一）考证学的方法：

儒家解经传统中的考证方法主要有声韵训诂和校勘考据两个面向。对于当代朱子学者而言，朱子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具有 “经”的地位，当代对朱子著作的考证研究也恰契合上述两个面向的内涵，故笔者于此借用这两个面向对当代朱子学的考证学方法予以分类描述。

1、 声韵训诂的方法

本文所说的声韵训诂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方法以通晓朱子著作的文句为旨，以克服因古今、中外之别造成的语言、文化理解上的隔阂。这种传统定义中的声韵训诂法在当代的日本和欧美朱子学界都有代表著作。

当代日本朱子学以运用传统声韵训诂方法见长。在对朱子著作的注译方面，日本学界的广度和深度都是首屈一指的。从广度上说，日本学者注译的朱子著作包括了朱子的诗学著作、解经著作、论先贤著作、论文汇编、信札和语录集等；从深度上说，日本学者的译注在底本选择、字句翻译、文本形成背景、经典出处考证等方面大多极尽细致之功。在朱子诗学方面，比较出名的日译本是宋元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朱子绝句全译注》。对朱子解经著作的日译本为数颇多，其中比较为学界称道的是汤浅幸孙的《近思录》日译本。对朱子论先贤著作的日译本中，以梅原郁的《宋名臣言行录》的节译本最受欢迎。对朱子论文、信札、语录的汇编本的日译作品中，比较著名的有友枝龙太郎的《朱子文集》选译本、田中谦二《朱子语类外任篇译注》、市来津由彦的《朱熹<朱文公文集>跋文译注稿》等（详见石立善2006）。

相较之下，运用训诂考据的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是北美朱子学界的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一块研究领域。这种薄弱性并不是指北美朱子学界缺乏训诂考据研究的精品之作，而是指专事训诂考据研究的朱子学著作为数甚少。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著作中，已故的陈荣捷（Wing-tsit Chan）先生的几部著作可谓其中的开山之作，另外，伽德纳（Daniel Gardner）也在这方面有精品之作问世。

陈荣捷是北美朱子学和宋明理学研究的先驱。在北美学界中，他不但是首批系统阐述朱子思想的学者，也是最早以英文译注的形式在北美大力推阐朱子著作和其它中国经典文献的学者。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编刊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中国传统诸源》），负责理学部分的陈荣捷摘译了《朱子全书》中关于理气、太极、天地、鬼神、人物、性命、心性、仁等内容的数十条段落。1963年陈荣捷出版了大部头译作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其中的第三十四章专论朱子，除译朱子四篇重要哲学短文之外，又选译了《朱子全书》中的二百四十七篇段落。1967年，陈荣捷又出版了《近思录》的英文译注本，除将原文622条悉数译出之外，陈荣捷还选译了朱子书中的281条相关集评条目；张伯行、江永等人和朝鲜、日本学者的评论数百条；书末更有附言详述《近思录》的编纂经过、《近思录》选语统计表、《近思录》选语来源考等内容。这些译著内容之详尽、注解之精细，在20世纪的北美朱子学界可谓先驱之作。

如果说陈荣捷在朱子学的训诂考据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对《朱子全书》和《近思录》的著译，那么伽德纳在1990年出版的Learning to be a Sage: Selection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Chu, Arranged Topically（《学以成圣：朱熹语录分类选集》）则是对《朱子语类》的著译精品。伽德纳在这本译著中选译了《朱子语类》第七到十一章，并在译著的导论中讨论了朱子的文化使命感、读书之法和教学之法等内容，指出朱子读书、教学之法的核心乃是让学人于读经解经中自我发现（而不是以疏通经典文意为鹄的），进而自担延续道统的使命，这种学以成圣的读书法于今日读书人亦颇有启示意义。

与陈荣捷相似，欧洲汉学界在朱子学训诂考据方面的贡献也主要集中于对《朱子全书》和《近思录》的译注，只是在译注的翔实和细致程度上不及陈荣捷的英文版本。其中，比较著名的译注本有：英国汉学家布鲁斯（J. Percy Bruce）译注的《朱子全书》第42-48章，巴黎大学博士庞景仁（Pang Ching-jen）对《朱子全书》第49章的法文翻译，以及Olaf Graf神父对《近思录》的德译本（详见Wing-tsit Chan 1976: 558）。

另一种声韵训诂法在当代日本学者的儒家经典译注中比较多见。日本学者在翻译其它中国古典文献时参考了朱子对相应文献的注解，旨在通过疏通朱子注解的方式达致对朱子所注的古典文献的理解。这是一种以通晓朱子文句为间接目的的方法，笔者也将它归入朱子学研究方法中的声韵训诂方法。在当代日本的注经之作中，运用这种声韵训诂法的名作有仓石武四郎的《论语》日译本、以及岛田虔次的《大学·中庸》。根据石立善（2006）的介绍，仓石武四郎注译的《论语》在注释上完全参照了朱子的《论语集注》和《朱子语类》。岛田虔次的《大学·中庸》以朱子的《大学集注》和《中庸集注》为底本，注释上亦主要参照了朱子的《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和《朱子语类》，同时还援引了其他儒者的相关阐释。

2、 校勘考据的方法

在当代海外朱子学研究中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主要是日本学者，并因目的不同而呈现两种面向。

第一种面向旨在确定朱子著作在流传过程中因传抄印刷造成的多种版本中哪个本子可靠，并通过比较不同的本子来校正其中的错简衍文。这主要体现在日本朱子学界对《近思录》的考证上。总体而言，当代的日本朱子学者大多以清儒江永的《近思录集注》为底本。市川安司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对朱子《近思录》的日译本是其中的代表作。当然，也有少数的正统派继承了古代日本朱子学的传统，以叶采的《近思录集解》为校勘底本。如，20世纪40年代秋月胤继的《近思录》译本。

第二种面向旨在对朱子解经所引典据加以分类考察，探究朱子对圣贤本意的发明。如，大槻信良的《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大槻对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几乎所有的典据做了分类，将汉唐“古”注、宋人“近”注、及朱子“新”注分门别类，以表明朱子优游涵泳圣贤本意的苦心。这本考证专著在出版同年即被台湾学生书局以中文版发行，毛子水在为本书中文版所作的序中盛赞之为“研究朱子学最为有用的书籍”（详见石立善2006：285）。

（二）史学的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比较多见于日本和北美的朱子学著作中，致力于探究朱子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梳理朱子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发展脉络（包括朱子一门的师承关系）、考察朱子的教育、交游等方面的实践活动。这些史学研究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传统朱子学研究——乃至宋儒研究——中认为宋代知识分子专注于“内向偏转”、醉心于修养心性的成见，表明宋代的知识分子大都如朱子一般，积极关心参与政事和推进政治改革；同时，通过对朱子的思想及实践活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探讨，也为更好地还原和研究朱子思想的实态提供了依据。

北美方面，陈荣捷、谢康伦（Conrad Max Schirokauer）、余英时和他的弟子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这四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研究朱子学的政治、思想、实践活动背景做出了贡献。

陈荣捷在朱子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三部著作中：第一部是《朱子门人》。陈荣捷在这本书中详细考察了朱子门人的人数构成、地理关系、社会背景、学术贡献等，是朱子门人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第二部是他在1987年出版的文集Chu Hsi: Life and Thought (《朱熹：生平与思想》)，其中收录了考察朱子投身书院教育和朱子宗教生活的两篇论文；第三部是他在1988年出版的文集《朱子新探索》，其中收录了他考察朱子的生平、居所、衣着、游历、教学、交游友人等生活化事件的多篇论文。

谢康伦的朱子研究也是就朱子论朱子的进路，只是他的史学研究大致拘于对朱子的政治思想和行为的考察，而不似陈荣捷那般对朱子的家事、居游等日常活动进行广泛的学术探讨。正因为研究范围相对狭窄，谢康伦在研究朱子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方面用功很深，史料处理上也很细致，与其他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文献时断章取义的做法截然不同。他在博士论文The Political Thought and Behavior of Chu Hsi（《朱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中，除了参考《朱子文集》等朱子典籍，又遍参王懋竑《朱子年谱》、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等书，详细历述了朱子的政治活动（朱子辞仕致仕的经过及其政事）和政治理念。其研究细化之功深得陈荣捷的赞赏。

余英时和田浩的史学研究方法不同于陈荣捷和谢康伦的就朱子论朱子的进路，他们师徒二人更倾向于走一种更纯粹的史学研究路数，即，把朱子思想放在一种综合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为研究朱子思想和道学运动的产生发展过程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在这个大前提下，余英时和田浩的研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

余英时师承于钱穆，更关注朱子时代的历史政治背景，而尽量避免对朱子思想和道学运动做纯粹哲学化的抽象讨论。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中，余英时用翔实的史证说明，对朱子和同时代的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在逻辑上先于哲学思辨。他指出，道学运动远不是程朱学派一方的宏愿，而是多个道学派别交锋的结果；并且这种道学党争更多是以政见上的分歧——而不是哲学思想上的殊异——为基础的。（余英时2003，卷一：200-218，238-239）。

相比之下，田浩更关注朱子时代的思想运动，对朱子时代的政治斗争和历史事实则相对涉及得少些（当然，田浩对朱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如，书院教育对形成道学群体的影响，道学运动成员们参与的政治斗争，等等——也有诸多探讨，只是他并不认为这些社会政治环境是左右道学运动进程和朱子思想的决定性因素）。在他的两部朱子专著——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儒家论述与朱熹之执学术牛耳》）与Zhu Xi’s World of Thought（《朱熹的思维世界》）——中，田浩将考察重点放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考察与朱子同时代的儒者（不仅是朱子门人）以及其他思想家在道学运动和朱子崇高地位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二，考察道学运动如何由最初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运动发展演变成思想运动，最终使道学在南宋末期正式成为思想上的正统学说。田浩认为，不论是朱子的崇高地位还是学界所谓道学运动的一致性，都是被后世神话化的表象。田浩将道学运动分为四个思想阶段，并指出，每个阶段的道学运动其领导人物各不相同，他们对“我们的道”、“纯粹的儒者”、“我们的学派”等道学运动中的关键字眼都有不同的理解，而朱子的崇高地位是在第三个阶段（朱子提出“道统”观念并与其他儒学派别发生思想冲突）和第四个阶段（朱子病逝后，其门人尊朱）才确立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田浩认为，虽然朱子的影响是深远的，但他并不是自道学运动伊始就被尊为道统象征的，毋宁说，他的崇高地位是在与其思想论敌的交锋中逐渐确立的；另外，道学运动的发展史表明，朱子的道学派别所抱持的政治信念和文化诉求是在与哲学思考的互动中逐渐确立其权威性的。

如果说北美朱子学界的史学研究方法主要用于探究朱子学的政治、思想、实践活动背景，那么日本朱子学界的史学研究方法着力的方面则相对更为广阔。除了像吾妻重二的《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史的地平》运用史学方法分析魏晋玄学和佛道思想与朱子思想的相互影响并考察朱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之外，日本朱子学界的史学研究方法还用于考察朱子思想的形成脉络。其中比较经典的作品有田中谦二的《朱门弟子师事年考》、以及市来津由彦的《朱熹门人集团形成研究》（详见石立善2006）。

根据石立善（2006），《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的成书灵感源于田中谦二在20世纪70年代参加的朱子学共同研究班 [3] 。这两期研究班的成员们定期集体研读《朱子语类》，作为中国古典戏曲专家的田中由此对朱子学产生了兴趣。他注意到，由于《朱子语类》是朱子的不同门人对朱子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那么，如果明确了这些门人师事于朱子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朱子思想的形成和变迁的原始轨迹。田中反复比勘《语类》中的双行小注和两名以上弟子同席记录之处，同时参考《朱子文集》及其他宋人的文集，最终完成了这项浩大工程，出版了至今仍被国际汉学界奉为朱子学研究经典之作的《朱门弟子师事年考》。市来津由彦的《朱熹门人集团形成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朱熹思想形成的‘场’——北宋末南宋初的闽北程学》——论述二程之学于两宋初期在福建的发展。第二部分——《朱熹门人、交游者对朱熹思想的理解》——是全书的重点，考察了朱子交友、讲学、传道授业的过程。市来用小传和图表整理了朱子毕生的交游者及门人的资料，分析了朱子讲学的实态及其影响，并对朱子与何镐、廖德明等学者的交往讲学经历做了深入调查（详见石立善2006：283-284，299，303-304）。

（三）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虽不似考证学研究和史学研究那般忠于朱子思想原典，却仍然是立足于原典，进而做一些义理阐发。在传统意义上，这种阐发表现为基于道统意识发明朱子思想的元素。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学术优势地位的确立以及朱子学在欧美的崛起，朱子学的义理阐发也呈现出新的形态，即，哲学思想研究的形态，表现为将朱子思想对象化并予以客观考察，援引西方哲学中的概念和思想分析朱子思想。当然，传统的义理方法也并未因此消亡，而是有了新的目标，即坚持以朱释朱，尽量避免西方语词对朱子学的渗透。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种义理分析研究方法在当代的各个海外朱子学研究地区（日本和欧美）都不乏传承者，也就是说，20世纪前在义理分析方法上偏于传统的日本朱子学界在当代吸纳了欧美的哲学思想研究方法，而当代的欧美朱子学界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了传统的义理分析方法。这种兼容并包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海外朱子学界在运用义理分析研究方法上取得的卓著成果。可以说，义理分析方法是当代海外朱子学中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义理分析方法在日本朱子学中的影响力与东京大学学派（以下简称“东京学派”）的贡献密不可分。东京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长期执教于东京大学的已故汉学专家宇野哲人及其弟子后藤俊瑞、友枝龙太郎等。1990年以前，该学派与九州大学的体认派并称日本朱子学研究的两大流派。东京学派不但于中国哲学史的通史研究上建树颇多，而且是用义理分析方法研究朱子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该学派运用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的主要朱子学著作有：宇野哲人的《儒学史》及其续篇《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后藤俊瑞的《朱子的伦理思想：续朱子的实践哲学》，友枝龙太郎的《朱子的思想形成》，等等。

宇野哲人在《儒学史》和《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中，围绕“宇宙论”、“心理学说”、“伦理学说”、和“名分论”四个范畴展开了对朱子哲学的考察，并将朱子与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做了比较研究。后藤俊瑞在《朱子的伦理思想：续朱子的实践哲学》一书中，分三部分——“规范论”、“德论”、“实践论”——探讨了朱子的伦理思想，主要考察了“存养”、“省察”、“居敬”、“忠恕”等概念的构成及其在朱子文本中的意义和现代意义。友枝龙太郎的《朱子的思想形成》讨论了朱子思想中的意识、存在、知识与实践等问题，分析了朱子知识论体系里“格物”与“反省知”、“悟觉知”的关系以及朱子的格物说与他的政治实践的联系，并另辟蹊径地从朱子和陆九渊的不同生活背景为朱陆学说的差异寻找根本原因。（详见石立善2006）。

当然，除了东京学派的学者之外，运用义理分析式研究方法的其他日本学者也不在少数。其中，走传统义理分析路数的名作如垣内景子的《「心」と「理」をめぐる朱熹思想構造の研究》。垣内是日本为将《朱子语类》翻译为现代日语版本而专门成立的译注出版中心的骨干成员，也是当代朱子学中主张朱子哲学为广义“心学” [4] 的代表人物。她的这本著作分为“作为心学的朱熹思想”和“作为理学的朱熹思想”两个部分，考察了朱子的“心”、“敬”、“理”等主要概念，特别强调了朱子思想中的“心”层面，是作为广义心学的朱子学的代表作（详见石立善2006：310）。而采取哲学式义理方法的研究名作则当属安田二郎的《中国近世思想研究》，其中有四篇论及朱子。安田在将朱子学文献烂熟于心的基础上，将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用于他的朱子学分析中。该书在日本学界倍受争议，但由于安田的结论是基于对朱子文献的梳理和严谨的逻辑分析，所以这本书至今在日本朱子学研究领域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详见石立善2006：272-273）。

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个误解。大陆学界多以为日本朱子学偏重于文献（主要体现在考证研究和史学研究）而缺乏对义理诠释的关注。经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印象。日本朱子学对文献的重视是基于文献研究作为基础性研究的“第一序”的意义，即，任何脱离文献解读的义理阐发都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日本朱子学也并未因重视文献而忽视义理，相反，如我们从东京学派以及垣内景子等学者的论著中看到的那样，在许多日本朱子学者的著作中，文献和义理是互为支撑的，文本解读中蕴含了某种解释理论或义理分析，而义理分析也多从解读文本处着手。

北美方面，陈荣捷的《朱学论集》和伽德纳的两本论朱熹解经的著作是运用传统义理分析方法的名作，但这两位学者的传统义理方法又各有特色。而孟旦（Donald Munro）则是运用哲学式义理研究方法的代表学者。

陈荣捷的《朱学论集》延续了我们在之前介绍的他用史学研究方法写就的三本著作的理念，即，重视“朱子研究新材料之发见”。他对程朱之异的讨论、对朱子近思录的考察、对朱子仁说之来源的考证及其与张栻仁说的比较，等等，都是他填补以前朱子学研究空白的创见之作，虽然这本论文集不乏他用史学方法研究朱子的痕迹，如，对朱陆鹅湖之会的补述、对早期明代程朱学派的考察，等等，但这本书的亮点更多在于他从哲学义理方面对朱子学的研究，陈荣捷可谓“以朱释朱”的典型，他的义理分析“不用西洋名词或概念，不愿以洋冠洋服加诸朱子”（陈荣捷1982b：3）。但他同时强调本文集的意图“为申述朱子。不在宣传，亦不事辩护”，所以又与旨在接续道统的体认式研究方法略有不同。

与陈荣捷“以朱释朱”的进路不同的是，孟旦试图把他对朱子的解读置于人性论、道德心理学等当代哲学问题的大背景之下，或者说，试图实现朱子思想与当代相关哲学问题的结合。1988年出版的Images of Human Nature: A Sung Portrait（《人性的形象：一个宋代的肖像》）是他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专论朱子的著作。孟旦在其中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对朱子的人性观及其政治内涵进行了颇有意思的分析。他首先将朱子的人性观重构为四对“结构性的形象”（structural images）——家庭与流水、明镜与身体、植物与园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并花大篇幅分析这四对形象的意义。继而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朱子的人性观中可能蕴含的一种张力，即，模仿模范的倾向（可能导向极权主义）和自我发现的倾向（可能导向平等主义）之间的张力。由此，孟旦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创见（我们可以将孟旦的这个结论与狄百瑞的朱子“心学”主张做一个对比）：朱子并不相信个体之“心”有得“道”的可能，所以朱子所强调的“立志”并不具有西方“自由意志”的内涵——这可能恰是中国专制体制的哲学根源。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A Chinese Ethics for the New Century（《新世纪的一种中国伦理学》）中，孟旦延续了他对儒家人性论的关注，只是他转变了之前的哲学人类学视角，转而将儒家人性论与进化心理学、进化生物学的当代理论相结合，再一次对包括朱子在内的儒家伦理学给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自然主义的解读。

伽德纳在朱子学的义理研究方面自成一系。从某种意义上看，他采取的似乎是广义的“以朱释朱”的进路，即，不似孟旦那般将西方思想观念引入朱子学分析中，而是从注释、理解朱子典籍入手从事义理研究。但他与陈荣捷的“以朱释朱”进路也不尽相同。在陈荣捷那里，对朱子学的义理分析虽以对朱子文本的校勘注释为根据，但并不止于校勘注释。而在伽德纳这里，校勘注释（特别是对朱子解经之作的考证）也可以成为一种义理分析。这种独特的分析方法体现在伽德纳的以下两部著作中：Chu Hsi and the Ta-hsueh: Neo-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朱熹与大学：宋儒对儒家经典的反思》），Zhu Xi’s Reading of the Analects: Canon, Commentar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朱熹的<论语>解读：经典、注释、经典传统》）。我们知道，伽达默尔（H. G. Gadamer）哲学诠释学的一个核心主张是，任何诠释都在某种程度上与诠释者的前理解相关联。伽德纳的以上两部著作就是这个主张的绝好例证：他通过详细注释朱子对《大学》和《论语》的解经著作，考察了朱子解经的前提，这些前提恰恰就是朱子哲学思想的体现，而伽德纳对这些前提的考察也恰是他对朱子思想进行义理分析的表征。通过这些分析，伽德纳让读者看到了注释经典所可能具有的原创力量（这也许就是中国历代思想家不热衷于构建系统哲学的原因之一），这种力量使解释者与被解释的经典之间——朱子与《大学》和《论语》之间、伽德纳与朱子的《大学集注》和《论语集注》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意义深远的互动关系。

欧洲当代朱子学的义理方法以哲学式见长，在内容上主要是探讨朱子的神学观，这可能与耶稣会的“合儒”传教策略 [5] 有关，并经由早期耶稣会在华教士关于God与儒学“上帝”、“天”之间关系的大讨论 [6] 而进一步深化。在当代欧洲对朱子神学观的探讨中，除极少部分学者——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否认朱子思想中存在人格神概念之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朱子是有神论者。当然，在欧洲当代朱子学对朱子其他方面思想的研究中也不乏运用传统义理方法的精品之作。比如，布鲁斯（J. Percy Bruce）的专著Chu Hsi and His Masters（《朱熹与其师》）中，即有对朱子性命、心、仁、道等思想的研究（参见陈荣捷1982b）。

（四）文化思想比较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与哲学式义理分析方法有类似之处，注重引用中国哲学之外的概念和思想（特别是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思想）对朱子思想进行哲学分析。但与哲学式义理分析方法中引用西方概念为分析朱子思想服务的目的不同的是，文化思想比较的方法着眼点在于比较朱子思想与异质哲学体系中的相关思想，以期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中彼此借鉴，开拓出哲学新路。

用比较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的进路在北美和欧洲朱子学界比较流行。考虑到欧洲朱子学界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如布鲁斯（J. Percy Bruce）、李约瑟（Joeeph Needham）等——并未有朱子学比较研究的专著问世，且这些学者的比较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并不具有代表性，所以笔者在本节中以北美朱子学界的比较研究为例进行讨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英译朱子文献的匮乏，北美朱子学界的比较研究基本停留在以西方哲学为主、朱子学为辅的阶段。这种情况在陈荣捷诸本朱子学考证英文著作问世之后，才开始有所改观。

大体而言，当代北美朱子学界的比较研究方法注重于发掘中西文化之间共有的文化价值。具体而言，这种发掘呈现出两种走向。一是发掘朱子思想与西方哲学体系相关思想（以Aristotle、Spinoza、St. Thomas、Leibniz、Whitehead的思想最为常见）的相通处。这一研究走向比较容易流于为比较而比较，在研究深度上略有欠缺，故而只是散兵游勇式地体现于零星发表的文章中。另一种走向是通过探讨朱子思想在西方相关话题的思想争论中所可能发挥的调解作用，从而既为西方哲学的现存困境提供可能出路，又为重新审视朱子学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研究走向在深度和分析的细致程度上都超过了前一种走向，因而成为从事比较研究的北美朱子学者的首选。其中，白诗朗（John Berthrong）的Concerning Creativity: A Comparison of Whitehead, Neville, and Chu Hsi（《论创造性：怀特海、南乐山与朱熹的比较》）和秦家懿（Julia Ching）的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Chu Hsi（《朱熹的宗教思想》）是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两部专著（参见伍安祖2007）。

虽然白诗朗不是朱子研究的专家，虽然朱子并不像怀特海（A. N. Whitehead）和南乐山(R. C. Neville)那样对上帝本性之类的神学话题或者上帝与创造性的关系这样的主题有过深入讨论，但白诗朗（1998）还是通过考察怀特海和南乐山在“创造性”（creativity）——特别是创造性与上帝本性的关系——观念上的分歧、以及朱子对“道”（及“理”、“太极”）的生生不息和“诚”、“仁”等观念的阐述，颇有新意地论证了怀特海和朱子在关于创造性的观念上所可能达成的共识。这为怀特海回应南乐山的质疑提供了契机，并为重新思考和阐述“存在”（beings/ Being）、“过程”（process）、“本体论”(ontology)、“宇宙论”（cosmology）之类的西方观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同时这种视角在客观上也为重新审视朱子学界对朱子哲学（甚至是理学传统）的通见提供了契机。

秦家懿（2000）对北美朱子学比较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将朱子的核心思想界定为宗教性的，将朱子的“太极”概念视为一种富有动态的、类似宗教观念中的绝对存在或终极实在的东西，并认为被朱子学界视为核心的“诚”、“敬”等概念其实是为直接而无中介地领悟这种终极实在服务的。但同时朱子又通过“理”概念保持着超越向度与内在向度之间的平衡关系。这是一种颇为新奇的朱子学诠释角度，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朱子学界对推崇格物致知的朱子冠以的“理性主义者”标签，转而将朱子诠释为某种特殊意义上的宗教神秘主义者（这种特殊性体现在，朱子的神秘主义是即内在而超越的，而不是单论彼岸世界的）。其二，将朱子的宗教思想与西方的宗教哲学传统相比照，指出朱子的宗教观不同于西方唯物论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唯知论模式(以柏拉图传统和基督教的各种诺斯底派（Gnosticism）为标志)，以中道的宗教观规避了上述两种模式的弊端。其三，采用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心理移情”诠释学模式，从而能够在对朱子文本有同情之理解的基础上重构朱子思想。秦家懿对朱子文本的语意分析极尽细致，并在分析中将朱子思想中关于鬼神、礼仪、人性、教化等的重要观念整合起来，配以对从古到今朱子批判者的考察，这种主观地重构客观朱子学（主要是朱子宗教思想）的进路使得这本书成为英文学界中内容相当丰富的朱子研究参考书。

（五）体认式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注重对朱子著作做客观的学术研究，相反，它关注的是通过阅读体会使自身心灵融入朱子文字背后的血脉，以道统为己任。这其实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为己之学（《论语·宪问篇》章二五），也是朱子最欣赏的一种治学态度 (参见黎靖德1994：129-147)。 若没有在自身存养上下工夫，只是耽湎于训诂考据，则是学不见道，枉费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崇尚体认式研究方法的学者是最得道统真传的。出于以上考虑，笔者将它独立出来加以讨论。

在日本，以楠本正继及其弟子荒木见悟、冈田武彦、佐藤仁等为代表的九州大学一派是以体认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的著名学派。由于该学派的学者以体认（而不仅仅是研究）朱子学为学术特征，所以通常他们得出的结论颇有独到之处，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于朱子研究学界颇有影响力。遗憾的是，虽然荒木和佐藤仁至今仍活跃在学术一线，但如今的九州大学汉学界已鲜有人继续以体认的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了。鼎盛时期的九州学派运用体认研究方法的代表作有：楠本正继的《宋明時代儒学思想的研究》、荒木见悟的《佛教与儒教：中国思想形成之根本》等（详见石立善2006）。

楠本正继的《宋明時代儒学思想の研究》在日本学界享有广泛声誉，是对宋明儒学的通史性研究，分为“宋学”和“明学”两部分，其中“宋学”部分论及了朱子，其中多有见解独特之处。如，楠本将朱子思想体系概括为“全体大用”四个字，并将朱子推行社仓法的政治作为与全体大用联系起来，认为这一政治作为体现了“同胞爱”的精神。荒木见悟的《佛教与儒教：中国思想形成之根本》是儒佛思想相互影响的一个绝佳范例，围绕着“本来性”与“现实性”的架构展开，其间不乏妙思。如，在比较朱子与南宋著名禅师大慧宗杲在思想上的异同时，荒木敏锐地注意到了朱子“天与心”、“所当然与所以然”、“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四端说”、“未发与已发”、“持敬”、“格物致知”、“豁然贯通”等思想中蕴含的关于日常性的思考，认为这种思考比大慧宗杲标榜的证悟主义更有实践性，可以规避禅修体验中超乎人情、世情而可能造成的弊害。此书虽涉及文化思想的比较研究，但这种比较中贯穿着九州学派辩护朱子的精神，所以笔者仍将之归入体认式的研究方法之列。

在美国，学者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是实践儒家为己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从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宋儒正统与心学》）中通过考察朱子的道统理念来强调个体的“自任于道”，到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中国的自由传统》）中将儒家提倡的自主人格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做一衔接的努力，再到Learning for One’s Self（《为己之学》）中对“己”和“道”关系的探索，以及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儒家的困境》）中对儒家人格和君子之道的讨论，狄百瑞念兹在兹的是儒家道统的普世价值和个体传承道统的可能性。撇开狄百瑞通过宋儒的精神风貌探求儒家普世价值的进路是否可行的问题不谈，单就狄百瑞对宋儒精神风貌特别是对朱子在界定道学正统上的重要作用的考察来说，狄百瑞的研究还是颇有见地的，比如，他认为朱子强调个体内省之“心”如何“居敬”以使先知（prophetic）启示之“道”化育于自我，并由此把“道学”视为“心学”，突出了朱子“道学”中的宗教意味 (参见伍安祖2007)。

以上笔者通过对当代海外朱子学主要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予以分析、提炼，总结出了包括考证（包括声韵训诂和校勘考据）、史学、义理分析、文化思想比较、体认式等五种研究方法。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五种研究方法并非截然相分，它们彼此间有交集。比如，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与文化思想比较的研究方法之间就有可能重合之处，这是因为，研究者在运用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朱子思想的哲学阐释时有可能需要借用西方哲学中的术语和思想，从而涉及运用了文化思想比较的研究方法。再如，体认式的研究方法与考证的方法、史学的研究方法、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文化思想比较的研究方法等之间亦有交集。因为体认式的研究可能以考证、史学研究、义理分析、文化思想比较等方式呈现出来。另外，在某些学者的研究中，这些研究方法也可能是相互结合的。比如，信广来（Shun Kwong-loi）就主张一种由考证而义理的方法(Shun 200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方法问题的复杂性。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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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哲学研究》2012年第5期

（黎昕，365滚球网址副院长、研究员；赵妍妍，365滚球网址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